“成都模式”是城市與網約車關系的一個重要變革，它使雙方突破了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而上升為以技術與創新為核心的深度合作。

        去年底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推出"京籍京牌"、“滬籍滬車”網約車實施細則后，很多乘客以為這是中國各城市對網約車的普遍態度，從而誤以為網約車行業會發展會逐漸轉入低潮。

        但實際上，中國對網約車的監管，除了北京上海的趨嚴路線，還有截然不同的成都路線，在成都去年11月份出臺的《實施細則》中，采取了更為開放兼容的管理措施，成都并沒有對網約車司機的戶籍做出嚴格規定，對排行量的下線也寬松許多，在一些城市，網約車排量必須達到2.0L或者1.8T，但成都對網約車的要求是1.4T和1.6L，成都對網約車師傅，露出了更寬容的笑臉。

        成都為何對網約車如此友善？這其實跟人們對成都的一貫印象相符。成都給全國人民的印象就是宜居、舒適、友好，成都人給全國人民的印象就是愛吃、愛玩、愛逛、愛新潮。在全國網約車新政沒有出臺之前，成都可謂是最熱愛網約車的城市。在全國百強城市排名中，成都在前五名之外（第六），但卻一直是中國網約車發展排名第二的城市，僅次于北京；在滴滴去年8月收購的優步中國里，成都的發展速度在優步全球城市中排名第一，超過了紐約、倫敦、巴黎等全球性國際大都市。

        了解這一大背景，再看滴滴在后網約車時代的一個重大進步突破在成都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本周四，滴滴出行CEO程維從凌晨兩點落地，到當天晚上8點起飛離開，在18個小時之內，為滴滴把成都首張《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拿到手，并成為首家具備在成都提供線下服務資格的網約車平臺。

        滴滴還和成都市交委結成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雙方共同建設成都綜合交通大數據共享交換平臺，服務政府行業管理和成都市民出行。這意味著，滴滴出行成都區域的移動出行數據將打入政府平臺，成為為成都交通決策的重要大數據參考，而未來成都包括公交、地鐵、出租車、自行車、道路設施等在內的交通數據，也同時接入滴滴系統。這對滴滴未來的發展就太重要了。

        與成都市簽約戰略合作當然是滴滴的重大利好，但如果再結合成都之前出臺的網約車《實施細則》，讓人印象更深刻的居然是成都對網約車開啟的這種“友好模式”--尤其是在很多城市對網約車給出冷臉之后。這足以讓很多年輕人對成都好感大增，體現的是一個城市對創新力量的開放與包容，其實成都不止是對網約車好，對目前同樣正在引起爭議的共享單車也表現厚道，積極出臺政策進行扶持。

        難怪程維會感嘆，“成都這種開放、包容、創新的態度，跟東部沿海城市相比，不僅毫不遜色，更是走在了很多城市的前面。”

        對網約車表示友善，與網約車企業攜手創新，成都這么做不是要當“老好人”，背后隱藏的其實一種聰明與擔當。

        所謂擔當：“包容創新”這話說著容易，但做起來卻遠不那么簡單。在面對創新力量時，每個城市都有新舊利益的再博弈，都有對舊規則的打破和改變，都有對未知領域的探索和恐懼，都需要更多的熱情與擔當，成都能夠對網約車和共享單車張開熱情的懷抱，這對城市管理者來說其實非常不容易。

        所謂聰明：這其實是一種城市的大聰明。成都明白，為了支持創新而付出一些成長代價是值得的，擁抱共享單車也好，擁抱網約車也好，這每一種支持都可說是一個“千金求馬骨”的案例，是一個價值幾億的廣告，創新創業者看了自然會蜂擁而至，這也就不難理解僻處西部的成都為什么卻能成為西部創新之都，成為中國創新城市一極。

        有人把成都與滴滴的這次合作稱為“成都模式”，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它體現了一個城市對創新的基本原則，媒體報道中成都市領導在會見網約車企業負責人時說了一句話：“不能讓新生事物適應舊的規則，而是要讓傳統業態升級轉型。”事實證明成都不只是在喊口號，至少在面對網約車時他們是這么做的。

        現在經濟界有“虛實之爭”，新舊經濟之間的爭議非常激烈，因為新經濟的迅猛增長確實會打掉傳統經濟的一部分利益，尤其是壟斷利益。但從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看，新經濟的成長所帶來的收益也確實遠大于傳統經濟犧牲掉的部分，給中國帶來正向的巨大收獲，因此，管理者在面對新生事物的時候，宜采取寬容與鼓勵的態度。

        以電商為例，如果當初按照蘇寧國美等的規則與利益，要求淘寶和線下一樣注冊分公司開設實體店，那么就絕不會有今天2000億美元市值的阿里。從蘇寧最后轉型發展電商看，也證明新舊業態的關系不應是為了保護舊業態扼殺限制新業態，而是要通過鼓勵技術，效率更高的新業態發展，倒逼舊業態跟上時代和技術的步伐。

        而“成都模式”的高明之處在于，它追求的不單是寬容，而是在新生事物培育之后，進而協助傳統業態升級轉型，達到共生與雙贏。這也是成都市與滴滴合作的核心，成都包容網約車在成都發展，同時網約車以其技術和生態，促進成都城市交通的前進，加快舊業態的改革步伐。同時，成都也避免了面對網約車減少之后打車貴打車難重現的尷尬局面。

        “成都模式”是城市與網約車關系的一個重要變革，它使雙方突破了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而上升為以技術與創新為核心的深度合作。傳統巡游車業需要升級轉型，網約車企業同時也需要轉型升級--比如滴滴在2017年要升級轉型為智慧交通服務運營商，客觀說，在原來的一對關系中，雙方確實存在一些利益重疊之處，但在雙方同時“轉身”之后，則又是一番天花板被打破，海闊天空的新局面。

        在紅海地帶，大家糾結于既得利益，但在紅海之外，如何通過互聯網技術，打破交通出行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如何使智慧交通在服務形式和商業模式的創新上有所突破？如何利用智慧交通解決出行中的潮汐效應？如何利大數據構建交通出行的云端“大腦”？當一個公司的進步能夠與一座城市的進步緊密結合，其關系就是正面互動的、牢不可破的，這就是“成都模式”。

        中國城市應該意識到，在科技與創新狂飆突進的年代，城市的前途與科技創新的進展從沒有如此緊密相關，那些對創業表現出最友好、最寬容的城市與地域，也往往能夠從創新所帶來的社會進步中受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加州，當地成為美國新世紀發展引擎并不是無來由的，其背后是對創新、創業的高度親和，比如早在2012年，加州立法機構就通過了無人駕駛汽車的法案，使無人駕駛汽車在加利福尼亞州獲合法許可，因為科學家們認為到2040年很可能有超過75%的上路汽車將會是無人駕駛汽車，未來已來，與智能駕駛所將掀起的社會巨變，目前的所謂網約車帶來的波瀾又算得了什么？對于必將到來的一天，淡定地張開雙臂是最好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