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國務院僑辦原副主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顧問

　　近日，在中國企業全球化論壇的開幕式上，針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在海外投資會面臨怎樣的挑戰，又該怎樣做，發表了講話。

　　當前，全球化應該說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或者說一個歷史性的拐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從主要吸收外國投資，到我們企業“走出去”到海外進行投資，而且現在海外投資已經超過了中國吸收的國外投資。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要求中國企業利用全球化，在世界范圍進行資產的全球配置，開拓全球市場。中國制造業產能的過剩，也需要我們加強國際范圍的產能合作，這也成為我們對外投資的重要推動力。

　　我覺得本次論壇的主題非常好，有幾個：一是驅動力，什么在驅動；二是加強，要加快建設；三是多元，多元還有一個意思就是要調整投資的重點。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要跟上或者說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

　　中國對外投資面臨著怎樣新的形勢呢？

　　首先，中國目前正在構建經濟全面開放新的格局，就是我們現在的開放與過去的開放是有區別的。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中國的全球生產面臨位置的前移，這些都要求中國繼續擴大和深入開放，不僅僅像以往那樣只向發達國家開放，今后還要更多地向發展中國家開放。投資的目的地也會多元或者做出調整，我們不僅僅要投向發達國家，也要投向發展中國家。中國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在中國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來的，為中國對外投資提供了新的平臺和框架，我們企業對外投資就是要緊密地跟隨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對外開放新格局的方針。

　　其次，在全球化新的形勢下，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既要走市場化的道路，又要考慮回報，并兼顧全球發展問題。畢竟我們是一個新興的經濟體，是一個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中國的投資與過去西方國家的投資是有所不同的，這也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和核心價值觀的體驗。在投資中，我們要在全球治理中占據道義的制高點。中國資本走向世界，正值全球化步入了新的變化時期。在這個新的時期里面，我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今年9月，中國在杭州主辦了G20峰會，其中特別突出了發展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特別重視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大批國家沒有發展起來，這恰恰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我們要走共同富裕共同發展的道路，而且在這次峰會上，中國也推動其他國家為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做了很高的標準，我們做出了榜樣。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新形勢。

　　中國對外投資也面臨著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些挑戰我大概梳理了一下：

　　第一個挑戰是地緣政治因素造成的。地緣政治的考量，導致了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投資，特別是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有一定的歧視性。美國新當選的總統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國優先，也會加大在美國投資的難度。這需要我們從國家的層面進行有力地溝通和談判，要利用時機把奧巴馬政府期間沒有談成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在新政府上臺以后盡快地談成。當然雙方要有一些合作，比如說討論到美國投資的領域跟方式，有些領域不讓我們進去我們可以暫時不進。

　　第二個挑戰是全球化造成的。全球化已經造成了美國和一些發達國家中端產業的轉移，這些產業的工人階級，我們講的工薪階層，其就業和收入都受到了沖擊并有了不滿的情緒。這是美國大選后比較明顯的，造成了政治精英與社會底層白人工人階層的對立。我問特朗普可能要任命的內閣成員，美國今天的壓力是什么，他對我說，這很像階級斗爭。雖然說有一點像笑話，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美國過去的矛盾是種族、婦女、墮胎、移民，現在變成了精英與社會底層的矛盾，這個不就是階級斗爭嗎。我又問這是不是就意味著美國“革命”了，他說這當然不會，因為美國的政治制度還在那里，但是確實全球化的變化造成了去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產生，這會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態系統，并影響全球化的進程。特朗普的另外一個口號就是讓美國的制造業回歸，讓那些工作機會再回到美國，這當然也有一定的難度，但是這恰恰是我們對美國投資的機遇和挑戰。另外特朗普已經擬定一個計劃，原來五千億美元，現在一萬億美元，就是基礎設施改造。對于基礎設施改造，中國最在行，我們有資金和建設能力，以及各種各樣的機械設備，這也是一個投資機會。所以我想，在全球化新的形勢下，不僅僅是美國，中國實際上也在發生，中國的投資走老路不太行，我們的思想要轉變，我們的思維方式也要轉變、要調整，比如要多考慮創造當地的就業，要多盡一些社會責任，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責任問題。

　　第三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就是今后二三十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我們講的驅動力或者說潛力，在發展中國家那邊，在非洲、在亞洲、拉丁美洲。因為現在發達國家的市場其實已經飽和了，當然還要繼續保持合作的態度，但是今后的發展潛力是我們過去所講的“南南合作”。未來十年我們在非洲的發展一定會非�？�，所以投資也要往這個方面考慮。當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不能急功近利，因為有的時候你的投資回收沒有那么快，要考慮長遠。例如，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問南非，在匹茲堡提出了十點幫助非洲發展的計劃，第一條就是根據中國自身發展經驗提出來的，幫助非洲國家的工業化，其中有非常大的投資機遇。我們的眼光不能老盯著美國、歐洲，也要往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多看看。

　　第四，我們要考慮新的投資模式。這也是最近參加一些會議和企業家交流過的，就是我們要積極地考慮EPC模式，也就是工程項目總承包。EPC模式目前在國際上很流行，過去中國都是人家承包了我們分包，其實現在中國已經具備這個條件，而且很重要一條，EPC模式需要資金配套，就是你要帶著資金去，我們也具備這個條件。所以，我們從國家、企業、包括各個省市，都要往這個方面發展，形成強強聯合，組織一些公司兼并、合并，成立一些強有力的實施EPC模式的企業，提高他們的國際競爭能力。我這里有一個數字，2015年到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核心國家基礎設施投資需要3.26萬億美元，其中工程機械產品價值假設5%的話就是1750億美元，所以EPC模式可以考慮。

　　最后一點是真正的挑戰，我們企業對外投資需要加強風險意識。投資是有風險的，風險意識包括政治、經濟、安全等各方面。中國企業“走出去”，不論是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能源、資源的開發，還是經貿產業合作區的建設等等，各種風險越來越大，因為投資的這些國家往往都是法律并不健全的，政府管控能力也不是很強，金融的管理能力也不是很強。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風險意識一定要加強，要加強對風險的研究評估，要國家、企業、智庫一起來做。比如說安全，我們只依靠當地政府往往不行，現在我們國內也在培養自己的安保公司，這些安保公司也在不斷地壯大，能不能結合起來，安全問題也需要考慮。

　　總的來說，我覺得現在是中國對外投資的一個絕佳的機會，有很多的機遇，但也有風險，需要我們企業家靜下心來認認真真地研究，選擇好的投資方向、好的項目，為國家治理、為全球治理的現代化作出我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