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經濟與政治領導力缺失的背景下，中國如能保持更加開放的心態，在確保經濟企穩與政治環境穩健的同時，加快推進改革，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則有助于帶動全球經濟增長，更是中國責任與領導力的體現。

　　中國應明確反對逆全球化思潮　　全球經濟與金融困境呼喚機制創新。近20年來，二十國集團(G20)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全球經濟金融面臨的困境密切相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重創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加劇了資本外流，也凸顯了全球經濟金融協調機制的不足，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此背景下于2009年應運而生。

　　伴隨著2007年以來次貸危機越演越烈，世界各國逐步受累，增長下滑、就業低迷，金融市場動蕩，一時間全球市場哀鴻遍野，在此背景下，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G20國家領導人峰會，意在協調應對危機。

　　自2008年11月15日，首次G20領導人峰會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以來，G20峰會已經召開了十屆。回顧以往峰會，應對金融危機、加強金融監管、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都是重點議題。今年中國是G20峰會的主席國，預計9月初在杭州召開的G20峰會上，全球經濟形勢、創新與結構性改革、投資、貿易和基礎設施、國際稅收合作、國際金融框架、反恐、綠色金融等，都將是重點議題。

　　考慮到當前全球經濟運行不確定性較強，經濟依然疲軟，英國脫歐，川普當選共和黨候選人助長了反貿易全球化以及孤立主義思潮的崛起，中東難民危機不僅加劇了局部政治風險，也由于近期恐怖事件的頻發為歐洲各國大選增添了不確定性，日本負利率之后匯率不降反升，銀行利潤下降，不得不再推財政刺激政策，也顯示投資者對政策悲觀的預期。

　　可以說，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市場面臨較大的變數，發達國家經濟與政治領導力缺失。相比之下，中國如能確保經濟企穩，政治環境穩健，并抓緊推出改革措施，仍然面臨很大機遇。而借G20東道主便利能積極參與全球協調治理，不僅有助于帶動中國與全球經濟增長，更是中國責任與領導力的體現。

　　具體來看，筆者近兩個月在歐美路演，一個明顯的觸動便是發達國家民主制度好似陷入了領導力缺失的困境。民眾對政治領袖的不滿情緒異常強烈，各國精英階層與底層群眾的隔閡逐步加大，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民族主義思潮大行其道，歐美日等發達國家普遍面臨領導力缺失的尷尬局面。

　　從美國情況來看，筆者在美國路演的震撼來自于當地基礎設施薄弱的事實。波士頓中心地鐵站破舊不堪，相比于筆者十年前在麻省理工做研究工作時沒有任何改變。機場建設也十分落后，本就1個小時的行程在波士頓候機時跑道上等候了4個多小時，被告知的原因竟然是跑道緊張，同時也沒有提供休息空間與就餐服務。

　　窺一斑知全豹，美國基礎設施落后并非新聞，近年來有關美國城市交通設施陳舊、技術落后、橋梁岌岌可危、道路亟待維修、港口破敗不堪、列車無法提速等情況屢見報端，但一直沒有改善，其背后主要受困于兩黨難以就資金來源達成一致。實際上，一直以來，幾乎任何形式的政府支出，都會面對兩黨相互的指責與爭吵以作為兩黨政治博弈獲得選民支持的砝碼，而早前美國屢次面臨財政懸崖，兩黨也全然不顧短期風險的上升一直爭辯至最后關頭，才提升債務上限，同樣是政治摩擦成本較高的表現。

　　此外，今年美國政治大選，唐納德·特朗普被最終推選為共和黨候選人也讓不少投資者感到悲觀。原因不僅在于其形象與經歷與傳統政客大不相同，最主要的是其“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赤裸裸反移民、反全球化的競選宣言，如美國可以退出WTO，在美國與墨西哥兩國邊境修建隔離墻，支持英國脫歐等。而上述言論居然可以獲得諸多支持，讓其在黨內競選中上位，其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美國精英階層與民眾的間隙加深，民眾對政黨不滿凸顯國家政治領導力缺失。

　　與美國境遇類似的還有英國脫歐后的歐盟。在筆者看來，6月底英國意外脫歐是英國政客不負責的表現，也是政治豪賭的失敗。筆者在英國路演，很震撼如下事實：一是政客缺乏擔當，為贏得選票，存在“妖魔化”歐盟的情況，甚至不惜把一切英國發展中的矛盾及政策失誤歸因于歐盟與移民，并鼓吹這是造成一切福利損失的根源;二是媒體推波助瀾。英國媒體上大肆宣揚脫歐的好處，甚至有英國報紙提到脫歐拉動英國GDP增長，對窮人大大利好，對富人則略微有利，存在完全違背基本常識的誤導。

　　同時，早前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經濟學家、英國政府以及筆者接觸到來自金融和實業界的客戶，都無一例外地認為英國脫歐有百害而利有限。在公投之前也大多數政客都認為英國脫歐幾無可能，甚至連主導脫歐的前倫敦市長、新政府的外交大臣約翰遜對此結果都感到始料未及。由于其本人并非真正支持脫歐，只是政治投機分子，也使得其在脫歐公投大勝后反而遭遇黨內遺棄，未能出任首相，凸顯了英國政壇的亂局。

　　英國脫歐的影響至今仍在歐盟內部發酵。法國方面，第三勢力的極右派領袖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支持率上升，其表示如當選總統或拿下國會多數，法國將有很可能啟動脫歐公投。此外，荷蘭的“自由黨”、意大利的“五星運動”等極端黨派已表態要仿效英國脫歐公投;瑞典疑歐派“左翼黨”則呼吁，瑞典政府應該針對留歐重新談條件，歐盟一體化進程遭遇挑戰。

　　此外，難民潮引發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也使得歐洲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反思自由移民政策，德國更是遭遇更大的挑戰。自7月中旬以來，德國接連發生多起恐怖襲擊案件，這對于默克爾過往贏得廣泛贊譽的包容性難民政策是個沖擊，也恐將導致其民意支持的進一步下降。德國反歐元、反移民政黨“德國的選擇”副主席高朗德更是指責歐盟和德國政府的移民政策是英國脫歐的主要原因。

　　從這個角度而言，歐洲大陸正處于政治困境之中，而政治風險的上升也勢必對近兩年經濟增長造成打擊。早前IMF曾提出，由于英國脫歐不確定性增加了未來經濟的不確定性，將2016年的世界經濟增長率預期下調至3.1%，2017年下調至3.4%。

　　日本方面，寬松政策也幾乎窮盡，負利率的出臺不僅并未達到幫助匯率貶值，刺激增長與抗通縮的初衷，反而讓投資者更加絕望。例如，今年以來，在全球避險情緒上升的背景下，日本推行負利率后并未出現貶值態勢，反而成為了全球投資者競相追逐的貨幣，大幅升值。同時，日本通縮更加嚴重，7月全國核心CPI較上年同期下滑0.5%，連續五個月下滑，且創逾三年來最大年度降幅。

　　此外，負利率導致銀行利息差收入縮窄，日本銀行收益減少，并進一步引發銀行股價下滑。負利率并未給投資者帶來預期轉變，反而被視為政策無路可走的選擇，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推出28萬億日元刺激計劃，但在第三支箭結構性改革慢于預期的情況下，安倍經濟學同樣面臨質疑。

　　如此看來，當前發達國家經濟體普遍面臨經濟與政治方面領導力缺失的風險。相比之下，雖然中國經濟由于人口、環境、資源等束縛，經濟潛在增速有所下降，但整體仍然保持在6.7%的相對較高增速，同時，政治環境相對穩定，加之今年又恰逢G20東道主與人民幣正式加入SDR，如能利用好有利時機，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促進全球貿易投資合作，在穩定國內經濟的同時，加快市場化改革步伐，不僅有助于自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為全球疲軟的經濟注入活力，亦有助于重塑全球經濟與金融治理框架，增強國際影響力。

　　具體來看，筆者認為，在今年的G20會議上，中國可以在如下議題上發揮更大的空間：一是針對當前反全球化的思潮，明確地表明反對立場，并積極促進雙邊與多邊合作，用行動抵制這種逆歷史潮流的聲音;二是推動全球治理結構改革，推動匯率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三是積極推動基礎設施多邊合作，特別是利用好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以及亞投行等戰略安排;四是積極推動自身結構性改革，并促進與國際組織配合，致力于全球結構性改革的研究與推進;五是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

　　總之，G20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峰會之一，下月初在杭州召開為中國創造了展現自己的舞臺。同時，在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經濟與政治領導力缺失的背景下，中國如能保持更加開放的心態，在確保經濟企穩與政治環境穩健的同時，加快推進改革，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則有助于帶動全球經濟增長，更是中國責任與領導力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