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國經濟模式大多在發生的巨大變化，主要有以下幾個趨勢：

　　第一，在市場化的面具下，貨幣由政府主導卻是實質。

　　如果說人民幣由政府主導，還會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的常態，看看發達國家。

　　瑞士是歐元區的臨時成員，2015年1月15日，瑞士央行脫下臨時成員的馬甲，突然取消實施3年之久的1.2瑞郎兌1歐元的匯率上限，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動蕩，看空瑞郎的部分倉位爆倉。

　　日本同樣如此：前日本央行首席經濟學家早川英男7月20日大肆抨擊日央行當前貨幣政策，認為日本財行撒了“彌天大謊”。央行每一年都吃下90%以上的新發債券，資產負債表劇烈膨脹甚至超過80%的GDP體量，日本央行已經變成一臺實現自我價值的世間罕見的永動機。他表示，日本央行應該放棄在兩年內達到2%通脹目標的時間框架，并承認將不得不開始縮減購債規模。

　　雖然官方不斷發表聲明稱人民幣是穩定的，但人民幣曾一度不斷下行，而下行的過程中又突然大漲，著實讓做空者心驚膽戰。我們可以說人民幣開始了國際化與市場化的歷程，就像日本央行聲稱，日元是完全由市場控制的一樣。

　　第二，政府主導經濟的力量在增強，極端勢力在上升

　　特朗普在眾多共和黨大佬的厭惡抵制下，居然成為共和黨的候選人。這是國家與族群分裂的前兆：聯想到土耳其等地發生的政變，可以說是可怕的預兆。一旦國家、族群間爭奪資源與話語權的爭斗以暴力呈現，那么，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雖然筆者并不認為在經濟勉強穩定的狀態下，主要國家政府會喪失理性。但社會資源越來越集中，同時一些極端現象頻發則是卻是事實。

　　在我國，為了維持投資增長、保持GDP基本穩定，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21世紀經濟報道》指出，國家開發銀行在中國的經濟政策實施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角度來說都是如此，這與政府對該行的定位及其財務特點密不可分。

　　高盛最新的分析報告指出，就財政政策而言，國家開發銀行是為準財政活動提供融資的重要工具，具體形式包括直接發放貸款和向項目注入資本金以撬動更多商業銀行貸款。2015年，通過國家開發銀行發放和撬動的貸款約占GDP的6%、投資的13%，約占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中的國內貸款的50%。

　　營改增也增強了權力分配資源的作用。營改增使征稅成本大幅下降，但地方財力有所下行，需要尋找到新的稅源。

　　7月15日，財政部公布6月財政數據，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634億元，同比增長1.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7486億元，同比增長16%;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8148億元，同比下降8.6%。

　　財政部解釋，這主要是受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后，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辦法調整的影響，6月份中央從地方凈上劃收入為552億元，該月中央收入增幅為8.6個百分點，而地方收入增幅為負6.2個百分點。

　　營改增再次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與話語權。

　　第三，現階段市場藍籌公司大多是在重化工業時代形成的，信用靠政府背書與市場預期，如果兩者俱備，市場就承認接納。所以政府在大型企業轉型中不可或缺。

　　在山西，省政府為煤炭企業站臺后，例如山西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曾成功出售20億人民幣270天超短融券，但發行后利率大幅走低。根據山西省煤炭廳數據，2016年1-5月，山西煤炭產量比去年同期減少4131萬噸，下降11.1%;煤炭企業庫存比年初減少1234萬噸，同比下降24.73%。煤炭供求關系出現了積極變化，再加上省政府背書，煤炭債務有了起色。煤炭行業的情況與此前股市有色金屬、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的現象相似。

　　第四，市場化主要體現在創新型行業的公司上，例如美國的IT、生物醫療等行業;中國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要在新經濟中尋找未來二十年的萬科、茅臺股;屬于新經濟的網紅公司。對于中國而言，新經濟最大的問題是信用，如部分互聯網金融，沒有底線的創新是斷頭鍘刀，資產價格怎么上去的，還會怎么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