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減稅政策是重要的替代策略，減稅有助于降低企業成本，降低商品的價格，結果將促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降低人民幣貶值預期，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因而減稅成為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問題的占優策略。

　　近期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擴大再度增大社會關于人民幣未來的貶值預期，雖然有關部門多次重申人民幣匯率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但人民幣匯率的實際表現卻在強化外界的預期。為應對由此滋生的資本流出壓力，監管部門采取了嚴格管控個人換匯額度等辦法，業界對資本管制的擔憂加大。

　　然而，資本跨境流出的壓力卻并未緩解，2016年5月份中國大陸從香港的進口月度增速達到了243%，如此快速增長雖然可能與國內全面放開二胎而引發的奶粉的進口需求擴大有關，也可能與中國經濟從今年1季度穩增長政策誘發的進口需求加大有關，但這兩者的擴張并不足以完全解釋大陸從香港進口增速翻番的現象，潛在的推測是通過虛假貿易協助資金流出的問題不容忽視。

　　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不減反增雖然與中國宏觀經濟減速倒逼的貨幣擴張加速有著內在的關系，但更主要的是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轉向參考一籃子貨幣，去年以來世界主要國家貨幣匯率波動加劇，尤其是美聯儲加息預期引發其他經濟體貨幣匯率相對美元貶值，英國脫歐又促使英鎊出現急劇貶值，客觀上加大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壓力。從這些因素來看，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難以輕言緩解。

　　當然，人民幣并非必然持續貶值，當前中國依然擁有超過3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客觀上為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從2014年下半年至今外匯儲備盡管出現較大的回落，但也僅僅減少7000億美元左右，如果按照這個速度，當前的外匯儲備依然可以維持五年以上。

　　問題是人民幣匯率是貶值還是不貶值?哪種目標更符合中國的利益。如果堅持匯率不貶值，而其他很多國家的匯率相對人民幣貶值，那么人民幣相對升值，結果肯定不利于商品出口，削弱出口企業的產品競爭力。這對于當前宏觀經濟減速的中國來說，顯然增大經濟的下行壓力。

　　為此，有些評論認為中國應該一步到位，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使得人民幣實現大幅貶值，既逆轉未來繼續貶值的預期，也有助于緩解出口部門的壓力。雖然這種策略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中國今年九月份將在杭州舉行G20峰會，避免貨幣競爭性貶值已經成為G20峰會的重要內容，如果此時人民幣出現大幅貶值，可能使得中國在G20峰會中處于不利地位。

　　由此可見，短期內人民幣匯率不會大幅貶值的判斷依然是合理的，即便外部環境出現持續震蕩，貨幣當局可能訴諸于非常規手段避免人民幣匯率的急劇波動。潛在的問題是，當前資本流出壓力增大所引發的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如何釋放?這種壓力如果不釋放，那么可能使得中國外需不斷減速的問題難以解決，也無助于解決資本流出的難題。

　　要緩解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壓力，應選擇替代的政策。從理論上看，如果一國貨幣匯率有貶值壓力但不讓它貶值，那么企業的商品出口將處于不利局面，企業利潤面臨縮窄的挑戰，企業投資等需求不斷減速的問題就難以緩解，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可能加劇。在此情況下，實施減稅政策是重要的替代策略，減稅有助于降低企業成本，降低商品的價格，結果將促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下降，降低人民幣貶值預期，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因而減稅成為緩解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問題的占優策略。

　　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政府執政時期，里根推行大規模減稅的供給側改革，稅收成本下降，物價上漲壓力緩解，有助于降低當時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宏觀經濟需求上升，美國企業回報率上升，對解決當時的滯漲問題有重要的意義。

　　今年年初中國全面實施營改增試點，計劃營改增減稅5000億，但營改增的減稅問題如何落到實處有待觀察，與此同時，社會整體稅收并沒有下降，截至今年5月份，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461億元，同比增長7.3%，其中，稅收收入13252億元，同比增長8.3%，遠超過GDP增速，預示稅收并沒有如期下降。

　　當前中國稅收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促使企業投資回報率下降的問題難以逆轉，而且還滋生物價的上行壓力，客觀上可能誘發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提高。在此情況下，英國脫歐、美聯儲加息預期等將持續釋放不確定性的影響，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可能不減反增，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問題將越發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