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促進是各國政府、民間機構、企業通過制定有利于資本合理流動的政策、法律、措施，調整體制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并應用多種適宜的技術和方法開展一系列營銷活動或生產一定的產品，做好相應管理和服務，從而促進吸引資本和對外投資，推動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行為。

　　全球投資促進發展的四大階段

　　科學劃分全球投資促進發展的不同階段，熟悉投資促進發展歷程與特點，對于掌握投資促進規律、明確投資促進戰略和采用適宜技術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截至目前，全球投資促進發展已經歷三代，正在到來的是第四代。

　　第一代投資促進。發生在20世紀60至80年代中期，主要是在開放的早期階段實行機械地對外開放，采取有利于市場發展的政策，促使本國吸引外資制度逐步趨向自由化，從而創造更有利于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環境。政府采取的具體措施包括放松政策管制、減少FDI流入的障礙、提高外國投資者的待遇標準、推出相關的激勵措施和稅收減免政策等。實際上大多數國家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這方面的措施。放松政策管制的做法對吸收迫切需求的外資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全球爭取外資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僅有這些措施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第二代投資促進。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主要是將引資政策與本國產業化政策結合，根據本國產業化政策和產業化目標，有針對性地選擇吸引跨國公司到本國投資。許多國家意識到了被動地開放市場是不足的，不能夠有效地把FDI吸收進來，所以就開始作為一個區位向FDI進行營銷，在空間上為區位優勢和所有權優勢的結合提供場所并創造機遇，人們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引資政策同本國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相結合的問題上。同時以此為基礎，加快實施多元化投資促進措施，推動本國成為FDI的理想投資區位，這也間接地增強了FDI的自由化趨勢。這一時期，國家級投資促進機構漸次組建，而1995年“世界投資促進協會”(WAIPA)正式成立，標志著全球投資發展進入新的里程碑。隨后，投資促進機構不僅在國家層面上，而且更多在地區層面上建立起來。自此，全球投資促進保持快速發展。

　　第三代投資促進。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葉，主要是“選定目標的投資促進”，即把建立FDI的政策框架作為吸引FDI的起點，然后根據國家優先發展的目標，針對不同產業和企業特點，滿足其生產經營和當地配套的具體區位要求。國家基于本國的競爭優勢培育出具體的配套能力，使之產生集聚效應。這一時期的關鍵因素是針對潛在投資者開展的生產經營業務來改善投資區位的基礎設施并形成配套能力，也就是對外國投資者的行業和領域首先進行目標鎖定，甚至鎖定具體的外國投資者，然后對國家不同區域開展營銷，將區域的優勢同投資者的需要相匹配。這樣做是因為投資促進的資源是有限的，而國家和地方必須將其資源重點集中在某一或某幾個方面，以便能夠更高效率地吸引外資。這是一項更具針對性的舉措，目的是要把各個國家自身的優勢、特定地點的優勢同特定外國投資者的具體需求審慎地結合起來。新的投資促進戰略成功的關鍵是在洞悉跨國公司不斷變化區位戰略的同時，真正致力于改善決定FDI的基本經濟因素。

　　第四代投資促進。正在到來的是第四代投資促進，就是既關注投資促進成本，又強調投資促進效益，還注重投資促進有效性的時代。長期以來，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投資促進工作多由政府實施，但大都屬粗放式投資促進，在確定投資促進方案和開展投資促進工作時往往不計或少計成本，不著力追求效益，導致浪費現象嚴重。全球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以來，許多國家在注重擴大引資規模的同時，更加關注提高質量和水平，這對投資促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球投資促進的特點

　　首先，投資促進成本、收益同投資促進方式存在密切相關關系。投資促進方式是促進投資、引導外資流向的合理合法的手段、工具、方法和模式。不同的投資促進方式及其組合，付出的成本不同，所獲收益各異。降低投資促進成本、提高投資促進收益，是每個國家和各級投資促進機構十分關心的大問題。投資促進成本——收益分析就是通過選取和采用適宜的投資促進方式及其組合，在投資促進活動中投入盡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財力獲得最大的效果。一定的投資促進任務會因時、因地、因事采用不同的投資促進方式或方式的組合達到效益最優化。而選取和采用科學的投資促進方式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是一個完整、可行的投資促進方案或商業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提高投資促進收益的關鍵因素。隨著投資促進工作的復雜度和難度進一步提高，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投資促進理念、內容、技術的現代化，特別是現代信息技術和其他高科技手段的應用。

　　目前，投資促進方式的選取還更加關注國際投資的新變化，并保持與之相適應。在制定投資促進活動方案時，結合國際投資的新變化、現有條件和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采用科學、便捷、高效的投資促進方式或方式組合達到低成本、高收益的目的。這些新變化包括：利用外資與對外投資相結合，通過對外投資來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提升投資質量和水平;更多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制造及研發環節從發達國家向外轉移;跨國直接投資從制造業外包為主轉向以服務外包為主;國際資本對政府信用、政策制度、產權關系、法律執行、技術標準、人文環境的選擇性明顯加強;有較高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成為區別各個國家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積極促進政策仍是各國制定外資政策的主要目標，即使是資本大量輸出的發達國家，也實行積極投資促進政策，以提升本國的產業結構，等等。

　　其次，投資促進有效性是投資促進宏觀有效性和微觀有效性的統一體，通過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扎實做好投資促進工作，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達到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雙贏。科學評估投資促進工作的有效性正在成為世界各國投資促進機構的一項重要任務。對中國而言，把樹立科學發展觀同堅持正確的政績觀緊密結合起來，在投資促進工作中，避免為完成投資計劃指標而降低技術標準，以及“虛高”、“盲進”、濫竽充數甚至“假冒偽劣”等現象發生。指標選取與設計要以突出“綠色理念”為原則，要針對中國投資促進績效評估中的問題，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結合我國投資促進工作實際，設計一套能夠提高投資促進有效性的績效考評指標，進而建立科學、合理的投資促進績效考評體系和運行機制，這對規范投資促進機構的工作職能，提高我國投資促進有效性將大有裨益。

　　最后，要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去探討FDI政策的演變趨勢，包括在國家層面上和國際層面上的發展趨勢。國家的一些開放措施，特別是針對FDI的開放措施，基本已經大幅度地增加了FDI，而國際投資協議雙邊地區、地區內以及地區間的協議、多邊協議等，都將在國家和投資規則方面有一些互動，這方面既有成本也有效益。所有這些都提出了新的挑戰并蘊含機遇，促使人們必須要重新思考在國際層面上的投資，更需要做一些工作上的調整，特別是投資促進體制、機制、營銷戰略等方面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