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是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五大重點任務之一。最近，本報記者前往浙江省的杭州、嘉興和河南省的鄭州、洛陽，對53家制造業企業的成本狀況展開了深入調查。

　　去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列為降成本“組合拳”中的第一招。受訪企業也普遍認為，當前政府最應推動降低的成本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簡單說，就是由于體制機制問題而造成的經濟、時間和機會等各種成本。多家企業表示，原材料成本占比大但近年來價格基本穩定，人工成本上升明顯但這是大勢所趨，而制度性交易成本種類繁多、彈性較大且其中暗藏“灰色地帶”，正成為當前企業的最大困擾。

　　“現在是實體經濟渡難關最緊要的時候，也是企業謀轉型最關鍵的時候。降成本，特別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為我們雪中送炭”——這是調查時企業最強烈的呼聲。

　　本版今天刊發這篇調查報道，期待能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切實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采取綜合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營商環境，讓企業能輕裝上陣，攻堅克難。

　　減負政策不應淪為“空頭支票”

　　幫助企業降成本的好政策，常被困在“最后一公里”

　　■拿著市政府下發的文件跑到規劃局，辦事人員卻說：“我們沒收到這樣的文件，辦不了。你讓市里專門給我們發一個文件，就給你辦!”

　　■有的審批權從省里下放到縣里開發區后，工作人員對企業說：“我們還沒弄明白呢，你們先等著吧。”

　　“降成本難啊，拿著紅頭文件找不到廟門。”前不久，鄭州一家服飾公司的副總經理王先生被潑了一盆涼水。

　　原來，今年3月，鄭州市政府下發了《鄭州市降成本優供給推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若干意見》。為了降低企業用地成本，《若干意見》取消了工業企業廠區范圍內容積率、廠房高度的上限指標限制，并且鼓勵多種形式的出讓。

　　王先生拿著文件，興沖沖地跑到規劃局，想調整一下廠房規劃，把部分工業廠房出租。

　　誰知，辦事人員卻說：“我們沒收到這樣的文件，辦不了。你讓市里專門給我們發一個文件，就給你辦!”

　　“上面政策和下面落實有時是‘兩張皮’。去省里市里開會，企業覺得很溫暖，開完會回來卻發現不少事情推不動，基層辦事效率比較低。”王先生有點無奈。

　　王先生的經歷并非個案。簡政放權、為企業松綁，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國務院部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約600項，提前兩年多完成減少1/3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調查中，八成以上的企業反映，多次簡政放權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下降。然而，也有一些簡政放權舉措在落實中被困在“最后一公里”，有時甚至導致好政策成了“空頭支票”。

　　——基層底子薄，部分權力下放后“接不住”或“不想接”。

　　受訪企業普遍反映，取消審批事項對企業降成本幫助很大，但有時還是沒有“松綁感”。審批權從國家層面下放到省、市、區，但審批事項往往沒有減少，企業經常會面對基層辦事人員少且沒有能力辦理的狀況，有時甚至要耗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扯皮”。“基層公務人員編制少，隨著簡政放權推進，沉淀到基層的工作量較大，工作質量會受到影響。”杭州汽輪動力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振峰說。

　　“有的審批權從省里下放到縣里開發區后，工作人員干脆對企業說，‘我們還沒弄明白呢，你們先等著吧’。可是市場瞬息萬變，企業哪兒等得起啊。”一家企業的總經理如此感慨。

　　——松綁表面化，似乎帶來了便利，但實際上企業成本沒有降。

　　近年來，行政服務大廳在各地興起。審批服務集中、數據資源共享，服務大廳提供的一站式服務，目的是讓企業辦事少跑腿更快捷。

　　不過，在企業看來，“一些服務大廳只是一個領表格的地方，真正辦事還得去這局那局，蓋幾個章還得跑幾個地兒。”

　　本是提高效率的一些網上申報，也讓企業直言“耽誤時間”。調查中，河南一家食品企業以某項工商年檢為例說，“以前要準備好材料跑到工商局現場辦理，現在網上申請就可以了。看起來省事了，可網上申請要30天才能批下來，以前跑一跑反倒一周之內就能辦完事。要知道這類審批年檢，每年企業有幾十項，要是每項都要30天，這一年就別搞生產了。這時間成本不也是成本嗎?”

　　——文件缺細則，政策出了一籮筐，企業仍只能畫餅充饑。

　　簡政放權“最后一公里”落實難，也有缺少配套細則和具體措施的原因。中國一拖財務總監姚衛東坦言，一些降成本的好政策，因為沒有細化，對企業來說猶如畫餅充饑。“比如駐外合資企業境外融資渠道進一步放開，這是大好事。但是人民幣資金池、外幣資金池與企業稅收等政策如何銜接沒有配套細則，企業根本不敢做。” 姚衛東說，由于缺少操作細則，企業“再餓”也不敢“吃螃蟹”，生怕踩了偷稅漏稅的雷。

　　“一些產業政策較難操作。”王振峰說，現在各級政府出臺的降成本政策很多，有些10頁紙的優惠政策恨不得有50頁解讀，各種名詞比較難懂。“企業搞經營可以，研究文件不在行，我們總不能專門建一個政策研究室吧?”

　　別讓制度障礙困住企業

　　稅費、評估、檢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讓企業不勝其擾

　　■企業要交多少稅，一些地方稅務部門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據“背的”收稅指標確定的，說是年末多退少補，但從沒退過錢

　　■一臺設備從一個車間搬到緊挨著的另一個車間，也要重新做一次環評，做一次至少就得幾萬元

　　簡政放權讓企業看到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希望，只要“最后一公里”再加把勁，改革效果就能更好顯現。而進一步正視并盡快清除制約企業輕裝前行的體制機制性障礙，則是企業對降成本的更大呼聲。

　　——“稅收指標”、回溯性收稅、過頭稅，讓企業深感無奈。

　　調查中，多家企業反映，近年來國家出臺多項措施降低企業稅負，特別是“營改增”試點范圍擴大，實實在在減輕了企業負擔。但在一些地方，稅收并非按企業實際經營狀況收繳，而是由稅務部門年初定指標，分配到各個企業，這就使減負變了味兒。

　　“中央和地方都說要給企業降成本，可一些稅務部門的任務指標一點不見減少，你說這企業的稅收負擔有可能降下來嗎?” 河南一家服裝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企業要交多少稅，一些地方稅務部門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據“背的”收稅指標確定的，說是年末多退少補，但從沒退過錢。河南一家辦公家具企業的董事長張先生也表示，一到年底，稅務人員就拿著指標找企業要錢。“如果企業說沒效益不給，他們就天天查賬，只好硬著頭皮湊錢給，有時甚至要借錢交稅。”

　　“我們一直照章納稅，怎么還要補稅?”去年初，浙江聞泰通訊股份有限公司忽然接到稅務部門通知，要補繳三年印花稅。這讓公司總經理肖學兵很吃驚。原來，去年起嘉興地區國內貿易購銷合同印花稅改為購銷雙方都要交。“新聞里不是說國家在給企業減稅嗎?怎么反倒取消了稅收優惠，還得把往年優惠補上?”浙江一家鋼鐵企業負責人對此也很不理解：“印花稅稅率雖然不高，但眼下企業日子不好過，一次性補繳三年費用，也要大約600萬元，現金流壓力很大。”

　　河南一些企業也反映，耕地占用費、租賃費等原來已不收的稅費，現在又開始收繳。“地方上專門成立了非稅收入管理局，到實體門店來收錢。前年就要求預交兩年的稅費。”

　　——部分行政事業性收費依法合規，但收費標準、操作方式不盡合理。

　　一些政府收費項目，雖然師出有名，卻不太符合實際情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負擔。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征收標準偏高，就是調查中企業反映的焦點問題。

　　根據國家規定，企業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于在職職工總數的1.5%，凡安排殘疾人就業達不到該比例的企業，需按其差額人數全額征收保障金。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大約有30萬名員工，這就意味著其需要安排4000多名殘疾人就業。企業在當地很難找到那么多有勞動能力、符合崗位要求的殘疾人。鴻富錦主管人力資源的負責人表示，勞動密集型企業一方面利潤率低，另一方面已經為促進就業做出了相當大貢獻，反而要支付更高的殘疾人保障成本，這種收費標準不太公平。中航光電(36.930, 0.72, 1.99%)也算了一筆賬，根據洛陽市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計算公式，企業近兩年每年支付逾200萬元的相關費用，負擔不輕。

　　聘用了殘疾人，還得證明殘疾人是殘疾人，這個過程也很麻煩。“不是所有殘疾人都有殘疾證。一些企業不得不租借殘疾人證來充數。”鄭州日產副總經理張建華建議，地方政府部門應做好當地殘疾人總數及適合就業殘疾人規模的摸底，降低勞動密集型企業繳納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的比例和標準，切實降低企業負擔。

　　——評估檢測花錢又費力，動輒幾十萬元。

　　“只要開門營業，至少有15個評估評價要做。”河南安耐克實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裴國營說。安全、質檢、土地、規劃、環境、消防、能耗、職業衛生……哪個評估都不能少。過去，評估評價往往由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直接操刀，這兩年隨著簡政放權步伐加快，多數交給了第三方機構。“一開始以為改革后評估檢測的負擔會減輕。現在看來，不管是政府做還是第三方機構做，成本上差別不大。反正都是前置性許可，不做不行。”

　　“幾乎每個月都要做各種評估。”鄭州通達光纜總經理助理謝育龍以環境評價為例，企業每新上一臺設備，就要新做一次環評，生產線改造也要重新做環評，“甚至一臺設備從一個車間搬到緊挨著的另一個車間，也要重新做一次環評。做一次至少就得幾萬元，企業真的受不了。”

　　有的評價必須分幾步進行，拉長了評價時間，也導致企業重復花錢。一些企業反映，按照國家關于建設投資項目安全、環保、職業衛生評價“三同時”的規定，企業每上一個項目，不論大小，項目開始前要做一次預評價，設計要做專篇評價，驗收時又有驗收評審。一個項目開工前，僅這三項評價，就要做9次評估。企業必須安排專人跟蹤，即使都合格，前后也要有一年時間才能完成。

　　中航光電財務部部長王亞歌算了筆賬，2015年企業用于“三同時”的支出達到56.8萬元，再算上買設備的評估、生產線改造所做的評價、各種質量檢測收費等，一年花了好幾百萬元。“工商營業執照、組織機構代碼證和稅務登記證三證都可以合一，這些評估為什么不能合并?”王亞歌說，有些投資項目只是購買計算機軟件，不涉及建筑施工，也要交錢做安全、職業衛生專篇設計，實在讓企業很無奈。

　　莫名其妙的成本折騰人

　　“有形之手”仍在不恰當干預市場，企業呼喚“親”“清”政商關系

　　■有時質檢機構到企業檢查，連檢測設備都沒帶，但只要說是檢查，就得交費

　　■“吃拿”基本消失，可“卡要”現象沒有杜絕，一些企業每年維護政商關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銷售收入的1.2%—1.5%

　　如果說稅費、評估是所有企業呼吁盡快降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那么中小企業、初創企業往往還要應對一些莫名其妙的成本。

　　——城市拆遷導致企業“搬家式死亡”。

　　河南一家小家電制造企業，因為城市建設規劃調整等原因，3年搬了4次家。“搬家就要停產，一邊養著工人，一邊租賃新廠房。搬進新廠還要重新調試設備，重新評估認證，這些都要花錢。搬家搬得企業遍體鱗傷。”這家企業的董事長夏先生說。搬進新工業園區，又有了新煩惱。新建設的工業園區多是立體廠房，企業僅買一層或幾層不可能拿到土地證。“不花600萬元搬進產業園，企業就沒有地方開工。可是，立體廠房只買一層沒有土地證，就拿不到銀行的抵押貸款，資金又成了難題。”

　　浙江兩家制藥企業也剛剛經歷了搬遷，其中一家藥企的財務總監說，“由于搬遷投入、新工廠頭兩年較高的折舊，以及大幅增加的土地使用稅，去年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了不少。企業最怕的就是折騰。”

　　——一些質檢機構收費不含糊，真需要服務時反倒令人失望。

　　工業企業的儀器設備設計檢測、化驗、計量等需要不定期年檢，有的項目每半年就要檢一次。不少中小企業反映，由于檢驗費太高、彈性太大，不得不與如質檢研究院等類似的“紅頂機構”簽訂年度服務合同。

　　“一項標價20萬元的檢測，如果企業同意每年購買‘紅頂機構’的打包服務，可能這項檢測只要10萬元;該抽檢20種樣品，抽一種就行了。如果‘不合作’，任何一級質檢部門都可以隨時隨地去持生產許可證的企業檢查，來一次企業就得花10萬元左右。”河南一家企業負責人反映，有時質檢機構到企業檢查，連檢測設備都沒帶，但只要說是檢查，就得交費。企業真的需要質檢服務時，卻失望了。“去年底我們感覺一臺大型計量衡器不太準，主動邀請質檢機構來做檢測。可是5個月過去了，也不見人影。打電話去問，一會兒說機構要合并沒有人手，一會兒又說檢測設備不行。”

　　——“吃拿”不見了，“卡要”仍存在。

　　此次調查中，中小企業普遍反映，中央八項規定執行后，政府官員去企業都不吃飯、不收禮、甚至不喝水，“吃拿”基本消失了。可是，“卡要”現象并沒有杜絕，一些企業每年的非營業性開支，即維護政商關系的支出往往占到銷售收入的1.2%—1.5%。一家小型企業，每年可能有上百萬元用于“維護關系”。

　　“年初遞上去材料，可能到下半年才批下來，你說企業還生產不生產?”一家企業說，不想等這么久，往往只能找人去“疏通”。

　　一些企業還反映，我國法律法規中罰款額度彈性較大，也為有關部門“卡要”提供了機會。“不少法規里罰單額度從2萬元至50萬元，執法尺度與關系親疏程度相關，不利于公平競爭和企業減負。”河南一家企業負責人說。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亟待政府出手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渡過難關、爭取中國經濟更好未來的關鍵所在

　　■要真正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僅應當把權往下放，同時也要減權、削權

　　■一些評估、認證、檢測等中介服務名目過多、頻率過密、收費偏高，希望能“合并同類項”

　　降成本，需要企業迎難而上，卻也不是完全靠企業自身就能完成的。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分析，包括法定經營成本、企業對潛在機會做出反應的成本，以及企業抓機會獲得關鍵要素的成本在內的體制機制性成本，正讓市場主體獲得關鍵要素的過程艱難而漫長。“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要有所作為，要創造讓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的良好制度環境。”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認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對自己“動刀”的過程。本屆政府先后多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營改增等等。“應當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切實把企業成本降下來。”

　　營造良好制度環境，企業期盼加大力度做減法，變“放權”為“減權”——

　　浙江、河南的多家企業表示，要真正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僅應當把權往下放，同時也要減權、削權。“‘削’掉一些不必要的權力，抹掉一些不必要的審批，這樣的‘簡政減權’才能真正給企業松綁。”

　　企業呼吁，“減”的力度要加大，讓每一家企業真正感受到成本的下降。比如，3年來有關部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約600項，據測算每年減輕企業和群眾負擔近千億元。一些企業反映，這千億元的負擔平攤到7000多萬市場主體上，每家企業減負約為千元左右。“能否力度再大一些?”

　　營造良好制度環境，企業期盼打破利益壁壘，審批認證年檢盡可能“合并同類項”——

　　調查中多家企業表示，評估、認證、檢測等中介服務有其必要性，但現在名目過多、頻率過密、收費偏高，希望能“合并同類項”，降低企業成本。

　　許多評估檢測項目，往往要提供同樣的材料，走相似的程序，但每次都要找第三方機構從頭到尾走一遍程序，支付一筆費用。花錢之外，更牽扯精力。“安評、能評、職業衛生評價……很多第三方機構同時具備這些評估資質。既然這些常規性的評估年檢已經交給第三方機構，能不能允許有資質的第三方機構出具一攬子的評估報告，各個部門都認可?”裴國營說。

　　對于產品的認證，各地應當盡早實現互認。目前，在省里認證，要走一遍流程，花費好幾萬元。到了市里、開發區，可能又要重新認證，再走一遍流程。產品銷售到其他省份，往往又要重新做認證、檢測，同樣的流程再走一遍，費時間費錢。在企業看來，地區之間實現互認在技術上沒有什么難度，關鍵是要破除地方保護的壁壘、敢于觸碰利益。

　　“中國經濟能成功躋身世界前列的真正秘密，就是通過改革開放，系統、大規模地降低了我們的體制成本。但是在高速增長當中，我們在其他方面的體制成本就像很多成本曲線一樣，下降以后又升上去了。如果我們不把這條成本曲線向下推，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就會受到損害。”周其仁認為，系統性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渡過難關、爭取中國經濟更好未來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