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西方“供給學派”

　　有學者認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借鑒西方國家的“供給學派”，這種判斷是不正確的。

　　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經濟滯脹，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供給學派”，主要強調低稅收、松管制、低福利的經濟政策，以供給管理取代需求管理，典型代表是美國里根政府推行的“經濟復興計劃”。而我國在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程中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明顯的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經濟特征，是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新理念指導下進行的，政府在繼續關注總需求的前提下，著重加強供給側改革，其手段包括淘汰落后產業和僵尸企業、房地產去庫存、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培育可持續發展的法治社會環境等，從而使我國的經濟結構更加合理。

　　我國生產部門之間比例關系失衡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式研究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資本論》關于兩大部類比例關系的重要理論，可對我國的相關政策做出解釋。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第三篇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中，將社會總產品分為兩類：一是必須進入或至少能夠進入生產消費的生產資料商品;二是進入社會供個人消費的生活資料商品。這兩大部類中，每一部類包括該部類細分的不同生產部門。為了簡單再生產的實現，第一部類向第二部類提供的生產資料與第二部類向第一部類提供的消費資料，必須保持平衡的比例關系，否則簡單再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為了擴大再生產的實現，第一部類向第二部類提供的生產資料與第二部類對生產資料(包括對追加的生產資料)的需要之間，以及第二部類向第一部類提供的消費資料與第一部類對消費資料(包括新增勞動力對追加的消費資料和資本家的消費基金)的需要之間，也必須保持平衡的比例關系。馬克思社會總產品再生產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兩大部類按照比例的平衡發展。不管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必須保持合理的平衡關系，才能保證兩大部類各自生產的產品與對方的相互交換，處于市場出清狀態。

　　兩大部類的平衡意味著，兩大部類中的各不同細分部門和各不同細分產品的生產，也應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以保證不同部門內及部門間生產的產品均能互相滿足需要，這樣才有社會再生產體系的正常運轉。否則，社會生產體系會出現不均衡，有些部門生產產品過剩，有些部門生產產品不足。對整個社會而言，這會造成資源的配置不當甚至嚴重浪費。

　　我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就是不同部門間的比例關系失衡。如鋼鐵、水泥、煤炭、石化及房地產等部門產能嚴重過剩，生產要素主要滯留于重化工業等領域，效率低下，去庫存壓力巨大。反之，一些新興產業、民生經濟無法獲得足夠生產要素配置，發展受限。國人去日本買馬桶蓋、去海外海淘奢侈品等經濟現象之所以出現，直接原因可能涉及產品質量、品牌服務及商品價格等，但深層次原因是我國不同產品部門生產存在比例失衡，無法滿足本國人民對部分商品質量和數量的需求。

　　加減法并重調整部門間比例關系

　　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以上分析，建議如下。

　　1.對產品部門間的比例關系進行科學調整，加減法并重。目前，我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政府可利用市場壓力通過統籌協調，對產能過剩行業的產品部門逐步實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確保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避免經濟硬著陸;對于發展不足的產品部門應重點“降成本、補短板”，通過財政、稅收等政策措施引導發展，鼓勵生產要素由過剩部門轉移至短缺部門，最終實現不同產品部門間的平衡比例關系。

　　2.通過改革，進一步提高勞動、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及其配置的全要素生產率。在勞動力方面，我國的二元戶籍制度影響我國勞動力的自由轉移，造成地區和部門間對勞動要素的使用不均，進而導致部門間比例失衡。國家可以結合區域特征，靈活改革戶籍制度，實現一二三線城市間的區域比例平衡，并為城鄉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促進城鄉均衡發展。在土地方面，主要是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問題。目前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機制不暢，現代農業產業發展緩慢，應在堅持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鼓勵農村土地規模化、市場化經營，提高土地要素使用效率。在資本方面，我國政府應引導國有資本及社會資本流向，減少資本流向過剩產業低端產品的規模，促進其向高端產品的升級換代，鼓勵資本投入科技型、生態型、短缺型的相關領域，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轉型。

　　3.合理調整勞動和資本的分配比例。目前，全球經濟呈現出日益金融化的態勢，金融資本獲取的利潤越來越多。金融資本的過度發展導致全球經濟震蕩風險日益加大。金融資本的過度逐利，壓低了其他生產要素的分配比例，給貧富分化火上加油。有學者研究，美國自1939年以來，工人平均相對工資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生產要素間呈現出“資本索取太多，勞動索取太少”的趨勢。我國應積極采取措施應對這種全球趨勢。具體做法可包括：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同時通過稅收政策合理調整資本利得和工資利得的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