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不是誰有意發放出來的，而是被各方勢力“逼出來的”，金融系統不發也不行；通貨膨脹不是誰有意搞的，而是在你爭我奪過程中由各方勢力一起抬起來的。它事實上是個誰也不想要的結果，但卻又是大家在追求各自想要的東西的過程中產生的必然結果。

　　通貨膨脹可謂一個“古老”的現象。自有貨幣經濟始(嚴格地說，是自有紙幣經濟始)，便有了通貨膨脹。不過時起時落，并不天天發生。比如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高增長時期，物價水平就較穩定，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通貨膨脹才日漸嚴重。有了通貨膨脹，就要求經濟學家出來解釋，于是出現了各種關于通貨膨脹的理論。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出現了一種更新的理論，叫作“怪大家”——是由于經濟中的所有經濟行為主體，資本家、勞動者、政府、銀行、地方社團，以及其他種種國內、國際的特殊利益集團，都想在有限的國民收入中爭得更大的份額，才造成了難以抑制的通貨膨脹。這是一種試圖用社會經濟制度結構和利益矛盾關系來解釋通貨膨脹的理論。

　　用較早表達這種觀點的一本論文集的書名來命名，這種理論可以稱為“通貨膨脹的政治經濟學”(F·赫希和J·高德索普，1978)。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持有或接受了這種理論，并分別根據西方發達國家(見高德索普的《當代資本主義的秩序與沖突》，1984)、拉美國家(見福克斯利與懷特希德的《拉丁美洲的經濟穩定》，1980；索普等人的《拉丁美洲的通貨膨脹與穩定》，1979)和北歐小國(見卡岑斯泰因的《國際市場上的小國》，1985)的通貨膨脹歷史情況，對這種理論模式進行了論證。

　　各種經濟利益集團或行為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導致通貨膨脹，其基本的邏輯關系如下：每個利益集團采取一定的對策(Strategies)，爭奪有限的國民總產出，以獲取較大的收入。這些集團在一定程度上勢均力敵，不存在壓倒其他的優勢，并且誰都有其充足的理由獲得他想獲得的一份，在其他人收入提高時，他亦有充足理由提高收入，以達到“公平”分配；

　　于是社會便只能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認可”各方提出的“過分”收入要求；而實際總收入又是有限的，結果到頭來增加了的只是收入的名義值，即貨幣數量，使用來衡量和購買同一實際總產出的貨幣量增大；而收入分配比例不一定有所變化，用貨幣單位表示的物價水平卻必然提高。

　　在這當中，貨幣不是誰有意發放出來的，而是被各方勢力“逼出來的”，金融系統不發也不行；通貨膨脹不是誰有意搞的，而是在你爭我奪過程中由各方勢力一起抬起來的。它事實上是個誰也不想要的結果，但卻又是大家在追求各自想要的東西的過程中產生的必然結果。

　　通貨膨脹難治也就難治在這里：它是一個貨幣現象，但背后的實質卻是一個利益問題和“社會博弈”問題，治了通貨膨脹，必然就要觸犯某些人的利益；而若在整個利益結構當中有哪一方的勢力能夠壓倒其他從而治住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就不會發生了。

　　通貨膨脹難治，但各國卻都在嘗試著各種辦法去治。人們總結道，迄今為止各國治理通貨膨脹的辦法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可稱為“利益結構調整法”，即在不變的經濟機制和政治制度下，通過利益關系的變革來治理通貨膨脹。

　　西方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近些年來都采取了這種方法，其中以英、美最為典型，基本做法就是政府通過改變稅收、就業政策等，強化某一利益集團的利益和勢力，打破原有的利益均勢。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的保守主義政策，加強了企業主集團的地位，而使工人及其他中下層階級在面臨失業危險情況下的爭價地位削弱。

　　失業率提高了，貧富差距拉大了，通貨膨脹率卻果然降低了，奧妙正在其中。這也驗證了較早出現的一些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周期模型：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歷史上，凡是資本家階級相對優勢較大，工人的斗爭難以奏效的時期，也就是通貨膨脹率較低的時期。

　　第二類可稱為“權威主義”或集權主義方法，近年來拉美一些國家(以及以色列，我以為)，基本循此道而行事。既然經濟中各種利益集團勢均力敵，缺乏權威，政府便出面來充當權威，采取一套壓制性的收入分配政策，如凍結工資等，強制性地實行緊縮。這種方法，自然及時奏效(例如以色列曾一度被視為醫治通貨膨脹的楷模)。但問題是，原有的利益結構和經濟機制未變，皮球一時被壓下了水，稍一松手，便會立即彈浮起來，加上壓制性措施造成的社會危機，一定時期后也不得不松手，結果是早先一時取得的成就“通通喪失”。

　　第三類被稱為“新合作主義”，這主要是北歐各小國采取的方法。典型的情況是在社會民主的基礎上建立某種穩定的社會調節體制，如由政府、工會、企業家組成“三位一體”的協調機構，通過談判來協調各方面利益，解決矛盾沖突。因而這也被稱為一種“談判文化”(negociation culture)或“社會伙伴關系意識”。

　　這里之所以被稱作“文化”，是由于作為談判基礎的，是各行為主體和“精英階層”共同具有或達成的一種超越于特殊利害之上“共同富裕的意識”，借此就如何解決通貨膨脹及其背后的收入沖突達成某種統一的意見，來約束大家的行為。

　　這種“共同富裕的意識”的形成，顯然是有實踐基礎的：人們在通貨膨脹中會逐步發現，你爭我奪、互不相讓的結果，不過是大家誰也不想得到的通貨膨脹(不僅是“零和博弈”，而且是“負和博弈”)，那么顯然不如事先大家溝通，一起擺出“免戰牌”的好(在博弈論中，這稱為“納什—古諾均衡”)。實行這種辦法的國家，近些年來不僅通貨膨脹率低，罷工也少，社會穩定，如有政策轉變，過程也較平穩。當然，這種機制也有其問題：談判往往是艱苦、復雜、費時耗力的，因而在決策形成及貫徹上會發生時滯。這也算是一種特殊的“交易成本”吧。

　　以上三者當中，理論家們最為推崇、并作為其“政策結論”推薦給大家的，是“談判文化”。它保持了民主——不是靠“拉一派打一派”，也不是靠強行專制，而是力求使多元主體的多元利益都得到肯定、兼顧和體現；又形成了權威——不是多元利益主體中某一方的權威，也不是強加于人的權威；凌駕于眾人之上的只是社會各方的“統一利益”或不同利益中統一的那一方面、那一部分；而這種權威的行使，依靠的則是社會內部的一種協調和平衡的機制。

　　這一派理論家未作深入分析、但對我們來說可能很有意義的一個問題是這種“談判文化”形成的條件。我想，“北歐小國”形成了談判文化，與它們以下幾方面的特征是不無關系的：(1)市場經濟。這種經濟的特點是，盡管各市場行為主體之間存在利益矛盾，但每個行為主體本身是具有某種“自我約束”動機的，比如說，“預算約束”是“硬”的：自己造成的損失不能讓別人去分攤，因此任何時候都不能“無所顧忌”地去爭去奪。(2)這些國家都是社會民主黨執政，民主傳統深厚，機制健全。(3)“談判成本”低。小國者寡民、寡民者易溝通。這是大國望塵莫及的。

　　這一套理論，不可不謂具有啟發思考的意義，為理解通貨膨脹包括我們公有制的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通貨膨脹，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角度。

    作者：樊綱  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摘自《經濟十八講：現代經濟學讀書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