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主要講這個話題——“商界不宜仿官場”。轉型怎么過坎，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一方面是我們的觀念與思維，還有心態與文化氛圍。

　　這個題目來自我的一些直接觀察。因為工作關系，我們和官場有一些交道，和商界也有一些交道。教出來的學生，一部分到了政府部門，一部分到了企業，當然還有部分在學界。我的觀察不算嚴謹，只是一個印象，就是我們的商界，似乎比較喜歡仿官場。

　　昨天晚上聽說有個“主席團會議”，我就冒出一個問號：干嘛叫“主席團”?一個主席還不夠，還來了一個團?“主席團”，是不是就有點過過官場癮的意思?

　　還有動不動就叫“峰會”，還不是從官場移過來的?當然不過一個名，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我只不過覺得這些小事情跟這次年會討論的怎么渡過轉型的坎兒，多少有一些關系。所以利用這個機會，簡單講幾點我的思考。

　　官、商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文明國家無一例外，有官又有商，一個不能少。但是官商之間的關系，在不同國家差別很大。這樣我們先問一個問題，為什么有官商兩界?或者問，官和商究竟有什么不同?這個問題追下去，還蠻深的。今年去世的諾貝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他最后關注的是國家理論，就是經濟學到底怎么看制度演化中國家、政府、官場的作用。

　　簡略講，國家、政府或者我們習慣講的官，其實就是一個掌握強制權——或者更嚴格講叫合法強制權的組織。這么一個唯有國家才掌握的權力，實質就是有權給其他社會成員、機構、組織，不管他們樂意不樂意，強制性地增加成本。通過這么一招，來維持國家主權、社會安寧和市場秩序。

　　大家想，收稅、發命令、管制某些行為、禁止某些行為、還有對違禁、違令、違法之輩，給予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剝奪生命，概括起來，都可以叫“強加成本”。國家的權威、“官”之威風，就是唯一得到此種授權的表現。

　　經驗說，一個文明要沒有這一套，授權給“官”唯一行使合法強制力，恐怕就要亂套。

　　那么什么是商界，什么是企業?商界、企業立足于市場的自愿。文明世界再大的公司，再大的老板，手里也不會有強制力，無權強加成本給他人。商界、企業之權，是財產權之權，是權利(rights)之權，不是權力(power)之權。商界和企業靠什么發展?靠基于自愿的契約，靠給顧客、客戶創造、增加價值，提供好產品好服務，吸引別人掏錢來買，由此賺取收入、獲得利潤、積累資本和財富，也產生影響力。

　　所以官、商非常不同。最根本的差別，就是合法強制力的配置，現代文明就是不會把這唯一的合法強制力配置給商界和企業，一定把它放在國家。當然，合法強制力拿在官府之手，怎么監督，怎么關進籠子，涉及一套現代法治、民主發展的大學問。不過，官商之間的這條界限總是要清清楚楚的。

　　商界不宜仿官場

　　所以，商界不宜仿官場。首先就是仿不了，不管怎么看上去像，講到底還是個仿制的贗品。合法強制力不會、不應該、也不能配置給商界。其次，商界仿官場成了習慣，會傷害商界、企業、企業家發揮自己真正的長處。

　　大家看官場特征是什么?第一條就是要嚴格講政令統一，講令行禁止，講上上下下保持一致。還有，行政權力系統要把權力邊界劃分清楚，行政范圍很確定，要“畫地為牢”，講地盤，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廈門市政府就只管廈門的行政，鄰市、鄰縣的事，管不了也不能隨便去管的。訓練有素的官員，根本不會隨口去講行政范圍之外的問題，哪怕有極其高明的想法，也只好放在心里。

　　再有一條，官場講命令、講服從、講紀律、講規矩。要把不能出錯放在前面，否則國家機器的運轉，就會出問題。所以官場文化，一般不大容忍官員個性。官員出場，連著裝都要求一樣。為什么?因為是“制服”。反正要承擔行使唯一合法強制力之重任，非有這么一套不可。喜歡不喜歡，沒有這一套，不成。

　　商界企業仿官場那一套，就沒必要了。至于心向往之，仿仿官場來過癮，我看還有害處，主要就是可能歪曲企業功能，窒息企業家精神。

　　剛才講了企業不靠強制力，無權給別人強加成本。企業要靠在市場創造價值安身立命。是不是創造了價值，要別人說、別人認，要顧客說、客戶認，不能自說自話。企業沒強制力這把“刀”，就無權說我做這門生意，別人一律不準碰，獨家生意、強買強賣，不好也只能說好。

　　企業家領導企業，工作地基截然不同于官場，所以有旺盛的企業家精神，否則難以在競爭中立足。按熊彼特的說法，誰承擔創新職能，誰就是企業家。這里創新有個前提，就是市場競爭是企業物種生存、發展的基本環境。講來講去，還是企業家手中沒有強制力，產品要不好，人家不買帳，那一點辦法也沒有。或者你的產品還不錯，但冒出來更好的，“既生瑜，又生亮”，那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唯不斷改善產品、改善服務，控制成本，開發新品，不斷取悅消費者、顧客、客戶。

　　所以創新重要。何謂創新?那就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以滿足市場需求和潛在需求。廈門的企業家可不僅僅為廈門消費者服務，不限于考慮賺廈門市場的錢。任何企業、企業家都可以打全天下的主意。這跟行政思維鮮明不同。從這一點看，官商極其不同。

　　我們都讀過不少優秀企業家的故事。最近一條新聞，是帶動全球電動車潮流的特斯拉老總馬斯克，所領導的另一間太空探索公司，于12月22日上午9點將自主研制的火箭“獵鷹9號”發射升空，向著“可回收太空火箭”又邁進了一步。馬斯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31歲那年帶著從網路公司賺得的1.8億美元創業，公司定位居然是“從人類角度來看，本世紀需要解決最大的問題”，包括“可持續能源”和“太空開發”，探索“實現星際之間永久移民”的商業化途徑。有可能問，他算老幾啊，又不是聯合國秘書長，怎么去想人類問題?不過這正是企業家精神，跟官員思維大不一樣，無遠弗屆、百無禁忌。做企業就不要那么受制于行政的條條框框，不是聯合國秘書長也可以考慮人類某種需要的商業化滿足。

　　中國也有這種企業家。馬云起家的那句話，“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也可以笑話他是誰啊?當年誰也不知道他是誰，又不是商務部部長，憑什么敢想天下生意?

　　生意首先就是“生出一個主意”，有那么一個想法。這是商業行為的基礎。沒有好的商業主意，或只有同類主意，不能花樣百出、出奇制勝，就影響商界活力，影響企業競爭能力、甚至威脅生存。商界仿官的最大代價，是企業家思維受官場文化侵蝕，對等級的關注壓倒對市場、消費者的關注。想不到的、誰也想不到，甚至根本就忘了還可以想一想。想到的、看明白了的，那就層層刮風，層層跟風成風，所有“峰會”一個調，同樣的口號一起喊，滿大街刷一樣的標語，不搞成過剩產能那叫不算罷休。

　　大家看看我們的市場，高位下行、轉型困境、去庫存壓力山大、產能嚴重過剩，當然這些成因復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過追根溯源，從商界思維的角度看，是不是跟我們商家喜仿官場，因此多多少少把本不適合商界的思維方式、信息傳遞模式等等過多移植進來有點關系?否則，大家怎么解釋一頭是嚴重的庫存、產能過剩，同時另一頭發生如此夸張的中國消費者的“暴買”?

　　所以我想提一個問題，用國家強制力搞生意，恐怕不是一條可持久的路徑。國家、政府、官場直接搞經濟，直接配置資源，雖然對很多后起之秀難以避免，甚至一時可以風光無限，但假以時日，會不會越來越得不償失?

　　中國近代搞官辦企業、官督商辦，后來國家工業化又搞清一色國有企業，有得也有失，不過終究發現，還是不能由此奠定中國經濟的持續國際地位。國企改革要“政企分開”，同時鼓勵民企發展，講到底就是國家的合法強制力不能再用錯了地方。在這樣的經驗背景里，讓我們的思考再進一步，爭取官場與商界之間不同的組織特征、思維模式、信息傳遞方式鮮明有別，振奮企業家精神，過好轉型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