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新聞媒體都在高度關注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擔憂中國能否保持改革勢頭，實現向以國內消費和服務業為基礎的新增長模式轉型。然而在中國內部，各方面依然對經濟長期發展軌跡報以極高的信心。雖然中國領導人已對經濟增速放緩產生警覺，但他們仍然致力于確保“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實施。這種情況在2016年將持續下去。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戰略后，在不到40年的時間里，中國已經步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成為當今世界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中國領導人們很清楚，還需付出許多努力，才能使習主席所說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現實。為了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必須更高效地利用國內外市場與資源，并且在國際舞臺上承擔更多的責任，施加更大的影響力。

　　無可否認，當前的國際秩序有利于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在二戰后，建立這種國際秩序是合理的，但如今全球實力平衡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世界期望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實際上中國的作為已經符合這種期許——就需要讓中國在國際決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事實證明，將國際社會關于中國角色的共識轉化為行動是極為困難的。在2009年的G20峰會上，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就增加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投票權，達成了協議。但該協議次年未能通過美國國會，因而也沒能付諸實施。

　　事實上，盡管美國反復呼吁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卻似乎一直在極具針對性地限制中國的影響力——甚至進逼到了中國所處的地區。這便是奧巴馬“轉向亞洲”戰略背后的主要動機。此外，美國聯合十多個亞太國家，發起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唯獨把中國排除在外。TPP雖是貿易協定，但其目的似乎在于維護美國的戰略主導地位，保衛其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

　　總之，中國于理于利，都須靠自己去爭取國際影響力。這便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良好契機。

　　所謂大道至簡，習近平從古代絲綢之路商貿交流網絡中得到啟發，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乃至非洲連接起來，最終通往歐洲。通過建設“一帶一路”沿線亟需的公路、鐵路、港口、資源管線等基礎設施，中國希望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適合當領頭羊，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由國內基建項目的大規模投資所推動的，中國在該領域積累了豐富而先進的經驗，并且擁有龐大的建材行業。此外，中國目前坐擁3.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該數字未來還有可能繼續增長——這意味著大型基建項目能夠獲得充裕的資金。

　　為實現絲綢之路雄心，中國牽頭提出了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并已向其投入了部分外匯儲備。隨著全世界五大洲57個國家的加入——其中包括英法德等美國最親密盟友，它們不顧美國的反對投入中國懷抱——亞投行是第一個專門響應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需求的倡議。

　　這些投資的回報將是巨大的。二戰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能夠抓住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戰略機遇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實現20~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踏上這條路，成為發達國家垂涎的新興市場，并在內部為高附加值產業的生根發芽開辟了空間。

　　由于工資上漲消除了中國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方面的比較優勢，低收入國家——例如那些處于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人均GDP不足中國一半的國家——正在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當基礎設施條件得到改善，這些國家便能更好地從中國吸納勞動密集型產業。

　　這種吸納過程的規模極為龐大。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日本開始向海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時，其制造業就業人數為970萬人。八十年代，當“亞洲四小龍”經濟體(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經歷同樣過程時，它們制造業勞動力總數達530萬人。相比之下，中國的制造業雇傭了1.25億工人，其中8500萬工作于低技術含量的崗位上。這種規模的轉移，足以讓新絲綢之路沿線所有發展中經濟體同時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

　　就在世界還在為中國經濟增速減緩以及股價、匯率雙雙下調感到憂慮的同時，中國已經開始加緊推動“一帶一路”這項有利于全球經濟的倡議。除了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創造前所未有的機會，“一帶一路”還將幫助中國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強化自身經濟實力，繼續擔當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