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雷軍”，這是近期一些地方政府較為流行的口號。

　　作為一個口號，這也意味著一些地方政府在與雷軍這樣的創新人才失之交臂之后，已經開始有了覺醒和反思，值得肯定。

　　哪怕是再成功的牛人，也都有藉貫，也有曾經學習和工作過的地方。這些經歷，對于他們自己也許是寶貴的，對于他們走向成功也許是不容忽視的，但是不是對他們的成功起著關鍵作用，或者是不是恰恰相反曾經成為掣肘和反作用，又很難用一兩句說清楚。

　　如今名滿天下的雷軍，作為小米科技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金山軟件公司董事長，著名天使投資人，已經是“互聯網+”時代的勵志英雄。他1969年出生于中部的一個平原地區，這使他的原藉有了難舍雷軍情結的理由。我國歷來的傳統本來是極為重視名人故里之類的講究，而在跨越發展、政績工程、GDP至上的時代，把當紅的名人請回故里，參加各類活動，給予各類榮譽，尤其是附加著指望其回鄉創業、回鄉投資發展的動機，簡直成了地方政府一項唯此唯大的工作。雷軍也不例外，從此成為了家鄉的重量級嘉賓，在家鄉的盛會上頻頻亮相，甚至被選為當地總商會會長，這都是理所當然的。

　　雷軍還有在中部一個大城市求學和創業的經歷，作為普通創業者，雷軍的創業時代，應該是收益良多，是充滿艱辛，也可以給予普通創業者最多啟迪的歲月。這個中部城市，不僅對如今的雷軍禮遇有加，在招商引資、投資創業方面寄望甚多，而且以此為鑒，著眼長遠，推出系列新政，旨在大力孵化大學生創業。新政既出，新一輪的創業熱情正在涌動，用當地官方的話說，此舉就是要千方百計留住“雷軍”們。

　　留住“雷軍”的種種舉措表明，地方政府的確是蠻拼的，而且也有了一些較為誘人且切實可行的措施。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

　　不過，對雷軍的錦上添花式的榮譽加身也罷，相關創業孵化計劃也罷，都難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前者不過是事后諸葛亮式的明智，是對成功人士趨炎附勢般的追捧。后者雖然著眼于鼓勵大學生創業，著眼于留住且激活人才，但目的性、功利性未免又太強，專一的經濟眼光、狹隘的產業意識、成者王侯敗者寇式的思維模式，最終能否真正留住未來的“雷軍”們，筆者不免有點擔心。

　　這些年，我們“唱新”的口號還少嗎?地方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還少嗎?雷軍早年創業的所在地是當之無愧的大學之城，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人才高地，是后備人才之城，但何以未能成為創新人才之城呢?雷軍本人為什么后來出于無奈要遠走他鄉，是創業環境的原因，還是文化和科技氛圍不夠的原因?我們要不要深挖個中原因，要不要拷問政府因素、權力因素在其間的負面作用如何?

　　能否真正留住“雷軍”，恐怕不能單純從經濟角度來考量。城市不只是一個經濟體，城市也不只是建筑、市場、人流、物流、資金流的簡單疊加。從人文的意義上甚至于從終極的意義上講，城市根本上就是文化的載體，是市民生存的依賴。

　　曾經有作家和學者認為，城市首先是市民化的城市。此論定位極準，但一時間似乎不大受官方待見。事實上，一些城市要真正創新發展，真正要留住未來的“雷軍”們，恰恰不妨從市民化入手，在為市民服務方面多作點文章。所有的市民覺得在城市吃得爽，在城市生活舒服，才是創業成功的前提所在。

　　從市民化的角度審視，留住“雷軍”，恐怕遠非激勵創業方面的各類新政所能涵蓋。只有政府轉變“經營城市”的觀念，嚴控與民爭利行為，徹底樹立為市民服務觀念，嚴審甚至于取締法理上站不住腳的“收費”行為(諸如進城費、路橋費等)，不縱容壟斷性商家的任性漲價行為(比如物業管理費、小區停車費等)，控制交警、城管等管理部門的任性處罰沖動，在城市管理與降低市民城市生存成本之間尋找平衡點，不讓城市的“文明架勢”阻礙了“文化長勢”，給予平民百姓更多的城市共享空間，這恐怕才是當務之急。一句話，愚以為，城市管理者不妨放寬視野，記住留住普通創業者，就是留住“雷軍”。